张宝通：中国城市化进入新阶段

            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30年，为了加快工业化，实行了城乡隔离的户藉制度，靠农业支援工业，很快建设了一个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。改革开放后，实施了市场经济，乡镇企业、民营经济发展起来了，但当时实行了离土不离乡的政策。如果当时能突破户籍制度，允许离土也离乡，中国的城镇化就会平稳过渡，就不会出现城镇化与市民化的脱节。后来我们放开了小城镇以至中小城市的户籍，促进了中国的城镇化。但流动人口主要集中在超大城市、特大城市和大城市，现在我们的城镇化率虽然接近60% ，但市民化率才刚刚超过40%，超大城市、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积压了严重的户藉矛盾。现在国家发改委要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，放开了大城市的户藉，降低了特大、超大城市的落户条件，使中国的城市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。

         中国的城市化不是大中小城市齐步走，而是超大城市如北上深广先发展，等到它们的成本很高了，人口就流向特大城市或省会城市，等到省会城市的成本也高了，人口就会流向大城市或地级市，然后才会到小城镇去。这些年我们严格控制超大城市发展，结果北上深广房价飙涨，重点发展中小城市，结果去库存去不了。现在超大城市稳定了，特大城市或省会城市房价开始飙涨了。中国是近14亿人口的大国，中国的超大、特大城市不是多了而是少了，超大、特大城市的效益是最高的。现在我们把大城市病无限夸大了，大城市病不是癌症而是感冒，是可以治愈的。日本东京人口比北京多，面积比北京小，人口密度比北京大，汽车拥有量比北京多，但东京交通不拥堵，也没有雾霾，原因之一是修地铁了。东京的地铁有六七层，就是一个地下城市，站在任何一个地方，5分钟就可找到一个地铁口。人们出行都坐地铁不开车了，交通自然就不拥堵了，汽车尾气少了也就没有雾霾了。但是我们在控制轨道交通建设，大城市病当然就解决不了。

           一个省在全国的地位关键在省会城市。现在户籍政策一放开，各省会城市都开始争夺人才了。西安虽然先行了一步，但现在的领先优势已经不在了。西安在超大城市发展上，不能走常规扩大人口的路，而要抓住国务院批准的《关中—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》和《关中平原城市群发展规划》，加快西咸行政一体化，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和国际化大都市。国家给任何一个省、任何一个市都没有这么具体的政策和要求，只给了陕西、只给了西安，但是我们落实得不够。在国家没有要求的情况下，安徽通过三分巢湖市，做大了省会合肥和皖江城市带，山东用10个月完成了济莱行政一体化，我们在国家给了政策10年后还设有实现西咸行政一体化。要知道西安不仅是省会城市，还是国家中心城市和亚欧合作交流的国际化大都市，西安的城市规模不能局限于陕西的省会，而要立足于大西北的龙头和“一带一路”核心区的“核”，其目标应当是超大城市。现在中国城市化进入了新阶段，时间不等人，陕西应当拿出魄力，大手笔三分咸阳，组建大西安，构建包括杨凌、铜川、渭南一小时通勤圈的大西安都市圈，追赶超越才行。（作者系陕西省城市经济文化研究会会长）

 编辑：李金峰